看见
时光当铺小课堂 发表在 4341 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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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，山西临汾人，1976年出生。 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“夜色温柔”，在湖南卫视主持“新青年”。 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，先后在“时空连线”“新闻调查”“24小时”“面对面”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。 现为央视一套专题节目《看见》主持人。> “精彩文摘”
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○○○年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“我是陈虻。”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，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。 “谁？” “我，陈虻……没给你讲过课？” “你哪个单位的？” “嘎……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，找你合作个节目。”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。 我打量他，中长头发，旧皮夹克耷拉着，倒不太像个领导。他翘着二郎腿，我也翘着。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？” 哟，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？ 我二十三四岁，不知天高地厚得很：“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，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。” “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。” 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 他都气笑了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 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 …… “如果你来做新闻，你关心什么？”他开了口。 “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。”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：“你来吧。” “我不去。” 我有我的节目，湖南卫视的“新青年”，人物采访，很自在，又用不着签约，我住在北京，每月去一趟，录完拿现金。“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。 ” 他也不生气，把烟头按灭了，站起身：“这样，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。” 年会上来就发奖，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。 这十位，长得真是……头一位叫孙杰，歪着膀子上了台，手里拿一卷卫生纸，发表获奖感言：“感冒了，没准备，写在这纸上了，我讲几个原则啊 ……”讲完把纸一撕，擤擤鼻涕下台。 当时正是评论部拆分的阶段，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改编配音的《分家在十月》：“运动啦，七八年就来一次……兄弟们，抢钱抢女编导，一次性纸杯子也要，手纸也要……”领导们坐第一排，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。 “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，气恨地说：'《痛并快乐着》，这书只配用来垫脚。'……”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，现钱全部被撒向空中，大家哈哈大笑。其中一百块红艳艳，飘啊飘，飘到了我手里。 嘿，这个地方好。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，让我在上面签个字：“你就算进中央台了。”我狐疑地看了一眼。这连个合同都不是，也没有记者证，没有工作证，没有工资卡，连个进台证都没有。 “我们看中了你，这就够了。” 瞧他的嘴脸。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。我边走边打量，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：求实，公正，平等，前卫。前卫……嗯，一个新闻部门，还想前卫？我左看右看。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，一边敲打我：“你就是个网球，我是个网球拍，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……” 哦，这人挺记仇。 他转过头盯着我：“记住，我都比你高一毫米。” 切。 一进门，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，化妆师熟练地一甩，往我身上套了块布：“来，把头发剪了。”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，像个小秃鸭子。“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。”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。 男同事们坐一圈，似笑不笑地看着我：“去，给我们倒杯水，主持人，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，你也伺候伺候我们。”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，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，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感，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。 他们跟我开玩笑：“柴静，司长大还是局长大？” 我真不知道。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：“练练她。”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，严肃地看了一下我：“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。 ” 这个…… 我倒真敢写，洋洋洒洒。 写完给他，他真是特别善良，看了一眼，连叹气都没叹，诚恳地说：“ 你回家休息吧。”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“时空连线”，搭档白岩松，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，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当日新闻。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，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，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，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，还是少说少问为妙，免受羞辱。他只说了句： “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。”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，声音低沉：“岩松要跟你谈谈。”我一去，一屋子男同志，挺像面试。后来才知道，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，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。 大家跟我聊，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：“你喜欢谁的音乐？”我好像说的是平克·弗洛伊德。他问：“华人的呢？”“罗大佑。”他没再问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条很长的路，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。”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。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，我自己联系的嘉宾、医生、生孩子的人、社会学家，约好演播室，化好妆坐进去，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，看了一眼：“有点像小敬一丹。”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这就代表认可啦。”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，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，就顺利结束了。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，在纸上编完稿子，让同事帮忙剪片子去送审，自己去外地耍了。 放假回来，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，是在西藏拍的照片，还弄个水瓶，插了些花花草草。 看办公室人脸色，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。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，只说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。 陈虻公开在会上批评我：“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，自然生产如何好，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，你深下去没有？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？医生和家属。怎么决定？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。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？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，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？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？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、行业、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，越深，覆盖的人群就越大，你找了几个层面？” 我越听心底越冰，把结尾一改再改，但已无能为力。 年底晚会上，同事模仿我，披条披肩，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，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，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，摸着男生的手，细声细气地采访：“你疼吗？真的很疼吗？真的真的很疼吗？”底下哄笑，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。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，压力比谁都大，也不能拔苗助长，别人笑我的时候，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，他叫我过去，说：“回去把衣服换了。”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，我别扭坏了。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，肯定是不行的，按节目的习惯写，我又写不来。一遍又一遍，都过不了关，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，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，是他替我写的。 每次重录的时候，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，灯光、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，也不问，沉默地隐忍着。录完，我不打车，都是走回去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满心都是对他们的愧疚。
柴静，山西临汾人，1976年出生。 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“夜色温柔”，在湖南卫视主持“新青年”。 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，先后在“时空连线”“新闻调查”“24小时”“面对面”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。 现为央视一套专题节目《看见》主持人。> “精彩文摘”
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○○○年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“我是陈虻。”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，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。 “谁？” “我，陈虻……没给你讲过课？” “你哪个单位的？” “嘎……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，找你合作个节目。”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。 我打量他，中长头发，旧皮夹克耷拉着，倒不太像个领导。他翘着二郎腿，我也翘着。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？” 哟，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？ 我二十三四岁，不知天高地厚得很：“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，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。” “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。” 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 他都气笑了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 “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。” …… “如果你来做新闻，你关心什么？”他开了口。 “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。”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：“你来吧。” “我不去。” 我有我的节目，湖南卫视的“新青年”，人物采访，很自在，又用不着签约，我住在北京，每月去一趟，录完拿现金。“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。 ” 他也不生气，把烟头按灭了，站起身：“这样，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。” 年会上来就发奖，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。 这十位，长得真是……头一位叫孙杰，歪着膀子上了台，手里拿一卷卫生纸，发表获奖感言：“感冒了，没准备，写在这纸上了，我讲几个原则啊 ……”讲完把纸一撕，擤擤鼻涕下台。 当时正是评论部拆分的阶段，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改编配音的《分家在十月》：“运动啦，七八年就来一次……兄弟们，抢钱抢女编导，一次性纸杯子也要，手纸也要……”领导们坐第一排，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。 “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，气恨地说：'《痛并快乐着》，这书只配用来垫脚。'……”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，现钱全部被撒向空中，大家哈哈大笑。其中一百块红艳艳，飘啊飘，飘到了我手里。 嘿，这个地方好。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，让我在上面签个字：“你就算进中央台了。”我狐疑地看了一眼。这连个合同都不是，也没有记者证，没有工作证，没有工资卡，连个进台证都没有。 “我们看中了你，这就够了。” 瞧他的嘴脸。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。我边走边打量，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：求实，公正，平等，前卫。前卫……嗯，一个新闻部门，还想前卫？我左看右看。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，一边敲打我：“你就是个网球，我是个网球拍，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……” 哦，这人挺记仇。 他转过头盯着我：“记住，我都比你高一毫米。” 切。 一进门，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，化妆师熟练地一甩，往我身上套了块布：“来，把头发剪了。”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，像个小秃鸭子。“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。”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。 男同事们坐一圈，似笑不笑地看着我：“去，给我们倒杯水，主持人，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，你也伺候伺候我们。”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，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，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感，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。 他们跟我开玩笑：“柴静，司长大还是局长大？” 我真不知道。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：“练练她。”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，严肃地看了一下我：“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。 ” 这个…… 我倒真敢写，洋洋洒洒。 写完给他，他真是特别善良，看了一眼，连叹气都没叹，诚恳地说：“ 你回家休息吧。”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“时空连线”，搭档白岩松，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，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当日新闻。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，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，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，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，还是少说少问为妙，免受羞辱。他只说了句： “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。”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，声音低沉：“岩松要跟你谈谈。”我一去，一屋子男同志，挺像面试。后来才知道，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，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。 大家跟我聊，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：“你喜欢谁的音乐？”我好像说的是平克·弗洛伊德。他问：“华人的呢？”“罗大佑。”他没再问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条很长的路，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。”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。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，我自己联系的嘉宾、医生、生孩子的人、社会学家，约好演播室，化好妆坐进去，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，看了一眼：“有点像小敬一丹。”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：“这就代表认可啦。”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，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，就顺利结束了。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，在纸上编完稿子，让同事帮忙剪片子去送审，自己去外地耍了。 放假回来，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，是在西藏拍的照片，还弄个水瓶，插了些花花草草。 看办公室人脸色，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。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，只说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。 陈虻公开在会上批评我：“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，自然生产如何好，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，你深下去没有？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？医生和家属。怎么决定？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。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？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，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？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？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、行业、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，越深，覆盖的人群就越大，你找了几个层面？” 我越听心底越冰，把结尾一改再改，但已无能为力。 年底晚会上，同事模仿我，披条披肩，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，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，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，摸着男生的手，细声细气地采访：“你疼吗？真的很疼吗？真的真的很疼吗？”底下哄笑，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。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，压力比谁都大，也不能拔苗助长，别人笑我的时候，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，他叫我过去，说：“回去把衣服换了。”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，我别扭坏了。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，肯定是不行的，按节目的习惯写，我又写不来。一遍又一遍，都过不了关，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，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，是他替我写的。 每次重录的时候，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，灯光、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，也不问，沉默地隐忍着。录完，我不打车，都是走回去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满心都是对他们的愧疚。